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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只用中学生的语文词彙写作的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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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只用中学生的语文词彙写作的卡佛

读瑞蒙‧卡佛会读出怪事来,不喜欢的人会认为这是个记流水帐的作家,记得很固执很细腻罢了。这种歧见尚属正常,如果不喜欢卡佛的遇见个喜欢的,如果前者就小说的流水帐倾向质问后者,恐怕后者一时会抓耳挠腮,对某种流水帐的满腹爱意就像暧昧的心理异常,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怪就怪在这儿,卡佛的好处其实很难用严谨恰当的文学语言去讚美的,以我的一己之见,说服一个乐观主义者赏识卡佛是徒劳的,说服一个崇尚经典文学价值体系的鉴赏者去热爱卡佛同样是徒劳的,卡佛其实就是一个记流水帐的人,只不过那是一本男人的流水帐,可以从低处往高处流。卡佛对文学样板的叛逆也是离奇的,别人努力从高处叛逆,他却是从低处开始。他几乎只用中学生的语文词彙写作。他抓紧了现实生活去写,几乎放弃了虚构带来的种种文字便利──这怎幺就好?还是不能说服人,唯一可与我文章主旨匹配的说法是:卡佛可以令人把小说和现实生活混在一起,这种混淆感是有魔力的,也许由于卡佛的故事大多不成其为故事,更多是一种生活场景的有机串联,人物的心情在这种串联中便像乌云遮盖的山峰一样凸现出来了。

所以读卡佛读的不是大朵大朵的云,是云后面一动不动的山峰。读的是一代美国人的心情,可能也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中国人的心情。

没办法,只能将比喻用在讨厌比喻的卡佛身上了。要谈论这个被封为简单派的作家一点也不简单,人们通常会认为卡佛的创作标籤是醒目的:关注日常生活,文字简洁朴素,几乎排斥所有的修辞手法,但你最终会发现你準备的标籤贴完了,卡佛仍然面目不清。

卡佛在写作上是有洁癖的,洁癖体现在他对许多正常的小说元素的排斥,除了修辞上的戒律,他大概极其痛恨对景物、心理之类东西的细緻描写,我们做一种不严肃的猜想,如果有人请求卡佛去像萧洛霍夫那样描写顿河上的「苍白的太阳」,或者让他参照他祖国的大师福克纳去写白痴昆丁在忍冬香味中的心理流,卡佛也许会说,那你让我一头撞死算了!卡佛其实一直在挑战人们的阅读趣味,除了人物,该写的不该写的他都不写。所以当我们要谈论卡佛也只能从他笔下的人物着手—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卡佛的创作来源几乎是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发生论的一次证明,一切都与个人经历有关。这样我们不得不简单谈一下卡佛的短暂的不如意的一生,他的研究者告诉大家,卡佛当过锯木工、送货员、加油工、门房,他十九岁娶了未婚先孕的妻子,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迫做了一个养家餬口的男人,卡佛后来抱怨他从没有享受过青春。卡佛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如何在无意中成为了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宣传品,他是如何自然地利用自身经历中的资源,成长为美国文坛上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但是创作的发生是一回事,作品却是另一回事了。不该被忽略的是卡佛笔下的美国人,他们身上散发的是卡佛本人的令人焦虑的那一丝酒气,它既不代表沉沦和悲剧,当然也不暗示大众印象中的积极开拓的美国精神,那一丝发苦的酒气,最多代表某种郁郁寡欢的心情。是的,卡佛小说中的男人大多是郁郁寡欢的,让人联想到作者本人,他的工人般粗砺的外表和敏感的内心世界。他对失败的男人形象的热中几乎令人怀疑是一种变相的自恋,一种诉诸于文字的自我性格和命运的分析报告。

到处都是失败的男人,到处都是麻烦缠身的男人,到处都是要舔伤口却找不到自己的舌头的男人。在卡佛的成名作《能不能请你安静点?》中,男主人公与妻子的紧张关係一开始虽没有明显的徵兆,但是有非常隐晦的暗示的,雷夫看见妻子穿白衣服戴红头巾站在阳台上时,联想到某部电影中的一幕场景。「玛丽安在戏中,可是他没份。」雷夫在诱逼妻子回忆她的那次红杏出墙的经历的同时,再次感到妻子在电影中,只不过这次他由于受辱而暴怒,绿帽子丈夫的角色使他有份闯入了戏中。雷夫离家出走后的表现很有意思,他去跟人赌博了,钱输光了,还莫名其妙挨了人打,然后作为一个全面受伤的男人回了家。回家后的表现更具深厚的意味,他在愤怒和沮丧中一遍遍让内疚的妻子住嘴,「请你安静一点好不好?」他妻子安静了,妻子最后安静地向丈夫的下体伸出一只手,结果一个顺理成章而又发人深省的结果出现了,丈夫也安静了!那对夫妻暂时好了,读者却怎幺都觉得不好,尤其男性读者,似乎就是前面我所说的感受,最后是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挨了卡佛的一记闷拳。

到处都是因受伤害而变得敏感的人,到处都是因为敏感而更加不幸的人,到处都是对生活失望的人,到处都是令他人失望的人,到处都是脆弱的融洽和深深的隔阂。《羽毛》中的叙述者怎幺也记不住他的朋友兼同事巴德的妻子奥拉的名字,但他和女友还是被邀请去巴德家做客了,两对甚至两对夫妇以上的男女聚在一起的场面在卡佛的短篇小说并不少见,譬如《当我们讨论爱情》,但《羽毛》里的两对男女聚会的开始也是告别的开始,一晚上的聚会到底发生了什幺呢,可以说什幺也没发生,也可以说什幺都发生了。巴德家养了一只美丽的孔雀,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这婴儿起初是在幕后哭着,奥拉无意把婴儿抱出来,可是「我」女友佛兰出于女性交际的本能坚持要看看可爱的婴儿,结果就弄出了事情,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婴儿当然预示着某种危险,是一个丑陋的怪婴!随着这怪婴的曝光,巴德夫妇的创痛也彻底地展示在「我」和佛兰面前,可是切记参观别人的创伤是要付代价的,这难得的家庭聚会成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谁也见不到谁的孩子了,从此只有几根孔雀的羽毛作为「我」和巴德友情的见证。在另一篇小说《卧铺车厢》中,另一个经不起伤害的男人梅耶坐穿越法国的火车去看八年未见的儿子,但这次旅程因为一次意外完全失去了目标,梅耶的手提箱被小偷偷走了,于是乌云忽起,我们看见的是只有卡佛先生能準确描绘的一种男人,这种男人在遭受不幸的时候做顺流而下的选择,让不幸延续下来,梅耶就是这样,他在斯特拉斯堡的车站上看见了等候他的儿子(已经是一个年轻男子),但是他不下车!他怀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哀伤、恐惧和来历不明的愤怒和复仇心理拒绝了那个车站。他留在火车上,居然很快对法国乡间景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导演罗伯特阿特曼曾经把卡佛的九个短篇和一首诗拍成了电影《银色性‧男女》(Short Cuts ),他说,「我把卡佛所有的故事当做一个故事」,这当然是典型的导演使用小说的「捷径」,不过这个说法启发了我,我假设把卡佛笔下的所有人物当一个人,那幺他是谁呢?无疑他是卡佛自己,这不能怪我思维老套,所有完美的虚构都会令人生疑,怀疑作家是拿自己的灵魂与什幺什幺神或者什幺什幺魔鬼做了交换。

卡佛小说里的一切尖锐得令人生畏,如果说他「杀人不见血」有点夸大他对读者的精神压迫的话,说他拿着刮鬍子刀片专挑人们的痛处可能比较被人赞同。有批评家论及卡佛的世界观,说是黑色的。怎幺会呢?那是把追求简单叙述的卡佛一起简单化了,我反而觉得卡佛是个很複杂的作家,只有複杂的作家会对语言有超常的狠心肠,杀的杀,剐的剐,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我一直试图用标準的评论腔调总结我对卡佛作品的印象,结果却不好意思写出来,竟然都是些不通顺的自作聪明的网络语言:

譬如绝望的希望、消沉的力量啦;譬如温和的剧痛、无情的缠绵啦;譬如乾净的罪恶、简单的複杂啦,诸如此类,卡佛在天之灵听见,一定会让我搞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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